1963年，周总理在访问埃及时，招待会上，一名埃及的情报官在和周总理握手时，借机小声的在周总理耳边说：“你们驻苏丹的大使馆里装有窃听器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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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54年的日内瓦湖畔，一位身着灰色中山装的中国总理，用他独有的儒雅与锋芒，让整个世界重新审视这个刚刚苏醒的东方古国。
周恩来，这个名字在后来的外交史册里，不仅仅是一个职务，更是一种象征。
从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那天起，他身兼总理和外交部长双职长达9年。
直至1976年与世长辞，他将毕生的智慧与心血，全部倾注在了新中国的外交事业上。
大多数亚非国家在二战后刚刚挣脱殖民枷锁，中国敏锐地捕捉到了这股新兴力量。
针对战后混乱的国际局势，周恩来提出了指导国际关系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。
这套理论听起来温和，实则锋利无比，因为它直接否定了西方列强几百年的霸权逻辑。
1955年4月，万隆会议在印度尼西亚召开。
这是亚非29个国家首次在没有西方殖民国家参加的情况下，讨论亚非人民切身利益的大型国际会议。
作为新中国的总理，周恩来率领代表团出席。
会议初期并不顺利，许多国家对共产主义中国抱有深深的疑虑。
甚至有些国家在美国的煽动下，试图把会议引向反共的歧途，会场气氛剑拔弩张，几乎陷于僵局。
关键时刻，周恩来展现出了顶级外交家的风范。
他果断放弃了事先准备好的长篇大论，而是做了一个仅有18分钟的临时发言。
他开篇就定调：“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。”
这句话像一把钥匙，瞬间打开了紧闭的大门，以诚恳姿态阐述亚非人民对和平的期待，全场瞬间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，扭转了会议走向。
最终通过的《亚非会议最后公报》提出处理国际关系的十项原则，为中国外交在亚非地区奠定基石。
从1956年到1965年，周恩来足迹遍布亚非两大洲20余国，开启中国外交新篇章。
1963年底至1964年初，周恩来踏上非洲史诗之旅。
在开罗记者招待会上，他坦诚表示此行是为寻求友谊与合作，并带来实实在在的援助承诺。
其中坦赞铁路最为著名。
这条全长1860.5公里的铁路，中国先后派遣5万多人次工程技术人员，高峰时现场施工人员超1.5万人，66名中国工程师为此献出生命。
这种无私付出为非洲兄弟赢得尊重，也为1971年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奠定基石。
在处理与西方关系时，周恩来同样展现灵活智慧。
1964年1月28日，中法建交公报发表，西方媒体称其为“外交核爆炸”，彻底改变冷战力量对比。
1972年，尼克松访华期间，周恩来与其进行了两次大范围会谈及五次小范围会谈。
2月28日，中美联合公报发表，这标志着中美关系开启了新的篇章。
随着中美关系的解冻，世界上掀起了一股与中国建交的浪潮，国际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。
在这些宏大的历史事件背后，还有一些鲜为人知的细节，足以窥见周恩来的沉着与冷静。
1963年，周总理在访问埃及时，出席了一场盛大的招待会。
期间，一名埃及情报官在与他握手时，借着身体的遮挡，极快地在他耳边低语了一句：“你们驻苏丹的大使馆里装有窃听器。”
说完，那人若无其事地松开手，转身融入了人群，整个过程不到三秒。
周围的人只看到两位外交官的礼节性握手，没人察觉异常。
周恩来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变化，继续与下一位来宾握手寒暄，甚至还笑着交谈了几句。
据随行人员回忆，总理当时只是微微点了一下头，表示听到了，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异样。
招待会结束后，他才在住处向机要人员布置任务，要求外交部立即核查苏丹使馆的情况，且特别强调必须通过加密渠道。
当时中国驻苏丹使馆设在喀土穆一栋租来的殖民时期老建筑里，结构复杂，管道线路乱如蛛网。
接到指示后，外交部迅速派技术人员以出差为由秘密潜入喀土穆。
他们在非工作时间行动，主要利用晚上和周末进行检测。
技术人员先从电话线路入手，果然在总机接线盒里发现了微型装置。
接着用仪器扫描墙体，在几间重要办公室的夹层里探测到金属信号。
最后在机要室隔壁的储藏间里，找到了连接整栋楼管道系统的窃听主机。
装置做工精巧，显然是专业情报机构的定制产品。
对于是谁安装的，至今没有定论。
但这栋楼此前换过多任租客，从商业公司到其他外交机构，任何时段都有可能。
周恩来得知结果后，只说了句：“知道了，不要对外讲。”
中国方面没有公开声张，没有指责任何人，只是悄悄拆除了设备，并从此规定新建或租用馆舍必须先过技术安检。
那位埃及情报官的动机也无从考证，或许是出于对中国的友好，或许是为了平衡东西方关系。
但他选择在嘈杂的招待会上传递消息，确实高明，既避开了监听，又不显山露水。
（周恩来与中国外交 2018-03-04 12:25·北京周报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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